“1985年10月20日至1月1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周尔夫率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严重违反外交纪律，失去了民族尊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周尔夫中国共产党党籍。”

　　周尔夫不是一个普通的干部，他不仅是一位有四十多年入党经历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更是新中国的正部级干部（原文化部副部长），如此重量级的干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被开除党籍，是难以想象的。

　　周尔夫出生时，张勋复辟并掠夺南京。不幸的是，周北山经营的丝绸店被张勋的士兵抢劫，他的钱财全部被洗劫一空。

　　没有了丝绸店的生意，周北山在这件事之后就自暴自弃了。周家彻底失去了生活来源，只能靠典当家里的贵重物品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贫困，难以为继。

　　看到别人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好学的周尔夫很是羡慕。他常常坐在路边，盯着上学的他们，眼里带着无限的渴望。

　　好在周尔夫的父亲周北山也是一位文化人，读过很多诗书，教导年幼的周尔夫是没有问题的。周尔夫启蒙后，周北山在家教他古文、诗词。

　　随着周尔夫年龄的增长，周北山已经无法教他任何东西了。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不惜牺牲自己的面子，到处筹钱。在亲友的帮助下，周祖甫终于得以进入私塾。

　　如果说他生活在和平年代，那么重复的人生轨迹似乎从这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不出意外，他一定会成为一位教书育人或着书立说的国学大师。

　　然而，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这不仅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混乱时代，也是一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不平凡的人，在这个时代会更加不平凡。

　　生活在贫苦阶层，从小就经历和目睹了旧军阀、地主的敲诈勒索。因此，他从小就渴望改变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命运，让中国的劳动人民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不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未来。

　　进入大学后，随着阅历的增长，周祖夫开始为校报和地方报纸撰写文章，批判社会现状，要求抗日救国，反对“围剿”宣传红军进步思想。

　　周尔夫基于对中国社会劳动人民艰苦生活的痛苦感受和对理想生活的深深向往，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当时的进步革命，为革命而抛洒热血。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1933年11月，因反动学生告密，周祖福及其同学刘宗煌、马子华等进步学生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周祖福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在监狱里，周尔夫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利诱，也没有被铁栅围成的监狱打倒。他对革命依然充满热情和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无限信心。

　　参加左翼文艺活动，结识了鲁迅、茅盾等进步人士，并与田健、马子华、王元衡等进步学生一起创办了《文学丛报》月刊继续向同学和公众推广进步思想。

　　抗战爆发后，周哲夫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团结抗战，并撰写了《予打击者以打击》等文章，讽刺和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狼性野心。

　　这个时候，他本来可以带着高学历回到家乡，找一份高薪又舒服的工作，但他没有。眼看着山河破碎，可耻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无数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抗日。

　　随后，他和20多名热血青年，经香港、广州、长沙到达当时的抗战中心城市武汉，并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长途跋涉距革命圣地延安的距离。

　　当时延安极其缺乏知识分子，特别是像周福福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周福福来到延安后，我们党对他委以重任，任命他为主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学顾问委员会.

　　在担任委员期间，他以在革命圣地延安工作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使他对中国、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抗日战争的火焰，点燃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奔赴前线，保卫家园、保家卫国。许多知识分子弃笔参军，许多知识分子拿着笔参军。分子不仅是鼓舞人心的作家、艺术家，更是血腥战场上的前线战士，奔跑在前线和后方。

　　1939年秋，周尔夫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第五艺术团团长，带领艺术团渡过黄河天险，越过敌人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

　　在这里，他在组织文艺团体为战士写抗日小说、创作抗日歌曲、演抗日剧的同时，还参加了聂老师组织的反“扫荡”、抗敌运动荣臻多次。

　　在此过程中，周作孚及时报道了他亲身经历的伟大真实斗争生活和战士们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极大鼓舞了边疆地区人民和战士的胜利信心革命的。

　　到达重庆后，周尔夫被委以编辑中共机关报《半月刊》《群众》的重任，并参与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介绍加强根据地对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文化教育。

　　抗战胜利后，周尔夫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被赋予了更多在文艺界的工作。国共谈判期间，他作为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的特派员，陪同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小组到各地视察。

　　在此期间，周尔夫先后采访了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罗荣桓等我党将领和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并将这些采访报道向全国人民报道。时间，让全国人民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国家。党的和平主张和要求。

　　解放战争爆发前，周尔夫受党组织派往香港从事文化界统战工作。曾任香港中共文化工委委员，旋即升任该委副书记。

　　周尔夫在香港工作了大约四年。在此期间，他主编《北方文丛》，向香港、澳门和东南亚介绍解放区的线月，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周尔夫被调回北平，不久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

　　上海解放后，党组织决定成立华东局统战部。周尔夫随后调任统战部秘书长，协助统战部部长陈毅在上海开展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周尔夫的工作重点逐渐从统一战线工作转向普及文艺，培养工农兵作家。为此，他与楼士毅、柯兰等人创办了半月刊《群众文艺》，以弘扬文学艺术为目的。培养新作家。

　　1954年，文化部组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具有丰富统战经验的周尔夫调入代表团，担任代表团副团长。次年，周尔夫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1955年，周尔夫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九办公室副主任（主管文学艺术），旋即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后，周尔夫历任对外文化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副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

　　创办中国第一本大型双月刊文艺杂志《收获》；率团出访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瑞士、捷克、苏联，极大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1985年10月，由于当时中日关系逐渐上升，两国友好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为了加强与日方的交流与沟通，周尔夫时任日本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副团长。

　　即在访问日本期间，他做了一件被认为“严重违反外交纪律、丧失民族尊严”的事情——参拜“靖国神社”。

　　这座所谓的“神社”供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14名甲级战犯，分别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平太郎、广田光辉、坂垣征四郎、武藤明、松冈洋介、长野正信、白鸟利雄、平沼喜一郎、大矶国明、梅津义次郎、东乡马德，他们都是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的战犯，他们的手下全都是无辜者，就算中枪100次，不要太多。

　　“靖国神社”供奉着战犯。可见其极其肮脏且难看。与其说它是一个“神社”，不如说它是一个充满污物的肮脏地方。只要心中还有正义与和平，人们就希望它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其实，周吉夫去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为了参拜，只是为了让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知道日本在中国犯下了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行。

　　原来，周尔夫此时正在写抗战小说《长城万里图》。周尔夫一向有写小说的习惯，立足现实，秉承唯物史观的态度，实地考察，写出最现实的作品，所以为了真正了解情况，他决定去探访一下。“靖国神社”。

　　这里很多人不明白，既然周尔夫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真实反映侵华战争的全貌，为何还被说成是“严重侵犯外国主权”？事务纪律和民族尊严的丧失”？？

　　原因是周尔夫代表中国访问了日本。他以这种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极其恶劣、无可辩驳的错误行为。很容易让人误会这是中国官方的行为，很容易被用来做文章。

　　当时，周尔夫是代表中国来日本促进友好交往的，所以他的言行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不能擅自行动或做出决定。每天的行程必须交给中国使馆，经日本使馆核实并经驻日使馆批准后，第二天即可将前一天的行程提交给使馆审核。

　　周尔夫参拜“靖国神社”之前，虽然已经按照规定向日本大使馆报告，日本大使馆也没有拒绝，但在他参拜“靖国神社”当晚，日本大使馆接到上级通知，公职人员不得私自参拜靖国神社后，向周福福发出通知：

　　就这样，周尔夫回国后，接到了中央纪委的通知：周尔夫被撤销党籍和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职务，并给予严重警告。

　　随后，《人民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其中指出周尔夫“严重违反了外交纪律，丧失了民族尊严”。

　　后，为了自证清白，周尔夫多次向中央提交相关材料，并解释说，他在访问前已向驻日使馆报告了访问计划，使馆没有异议，他去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为了创作更好的抗战小说，没有其他目的。

　　党组织收到周福福的相关信息后，尚未给出明确答复。毕竟以那个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造成的影响太恶劣，需要谨慎对待。

　　在求纯的时期，周子夫并没有放弃《长城万里图》的创作。定稿书包括《南京的陷落》、《》、《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雾重庆》等6卷，长作于19年正式出版95.

　　而在《长城万里图》发表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99年11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也加速了当年的审稿进程。

　　1999年11月，《山西青年报》主办的《山西青年》杂志发表文章《谁是最贪婪的人——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在排列建国以来足球场上腐败分子的位置时，周二福被指派为侍卫。

　　文章称：“严格来说，周尔夫并不是一个‘贪官’，至少他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贪官。他的贪婪表现在满足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意义方面。”..”

　　的文章发表后，周尔夫对《山西青年》肆意捏造事实感到愤怒。2000年3月6日，他向法院起诉《山西青年报》侵犯其名誉权。

　　法庭上，周尔夫认为自己的案件《谁是最贪婪的人》未经核实，颠倒黑白，构成恶意陷害。为此，他在法庭上一一反驳了文章中列出的所谓真相：

　　自行参拜“靖国神社”已向驻日本大使馆报告，并非擅自决定；参观“靖国神社”、拍照，不是为了“留学”，而是为了写作参考；

　　我没有傲慢地对待日本友好组织，但负责接待的日本人却傲慢无礼；我没有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

　　案件一经报道，迅速引起全国讨论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随后，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对一年来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全面的调查，最终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结论。

　　“由于周尔夫的处罚主要是基于1986年参拜靖国神社，而周尔夫参拜靖国神社又与《长城万里图》一书的创作有关，所以原来认定的其他问题已不能再用作为处罚的依据。但鉴于周尔夫未请示擅自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故决定将原“开除党籍”的处罚改为“留党一年””

　　2004年1月8日，周尔夫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随后，新华社发布讣告：“周尔夫同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前文化部副部长、着名作家、书法家去世。”同时，党中央也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评价，肯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我国先进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刻，历史给了他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