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在历史文物、古迹、建筑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保护理念正式登台亮相。

　　可见，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也是动态化的，不断补充、不断深入，不仅包括了实实在在的物品，像比较抽象化的民俗、习惯、创作理念也蕴含其中。

　　这个行为见仁见智，从韩国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角度出发，因为产自日本就取消登记，当然没什么不可以。

　　这既可以检验传承人的技能保持状况，又可以预防因为传承人的主观想法，使得文化遗产传承的精髓被扭曲。

　　在制度层面，韩国申遗项目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专门的决策机构为韩国文化财厅负责组建的文化财委员会。

　　每个项目先由专门学者的研究报告书、民俗艺术演出比较大会展出作品，以及由市、道知事将地方文化遗产委员会决议后，通过的项目予以建议。

　　将调查结果进行审议后，最终由文化遗产委员会决定是否将其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和认定为具有相关技能者。

　　此外，从1964年起，韩国每年都会坚持举办“全国民俗艺术欢庆”这样的竞赛，通过此赛发掘文化项目。

　　只有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项目才能被列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1964 年，以扬州别山台为代表的13种民俗剧在比赛中获得嘉奖，就被指定为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

　　韩国在1993年举行的第1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事会上提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普及无形文化遗产制度”的提案，最终此提案被采纳。

　　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制度，韩国率先将将无形文化遗产列入遗产保护当中，并积极推进了会员国之间的充分合作。

　　韩国一些申请成功的项目，如宗庙祭礼与祭礼音乐，江陵端午祭、农乐等，申请中的项目如拔河赛，关州书院等，在中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济州海女，韩国在2016年提出申，后来申请成功。但是，在日本长久以来就有“海女”文化，与韩国济州“海女”文化相似。

　　日本“海女”文化，源自网络。按照中国《三国志》的加载，日本”海女“文化应该比韩国要古老，也更正宗。

　　猎鹰，是韩国在2010年申请成功的项目。但是，在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等游牧部族，猎鹰既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当地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有悠久的历史。

　　可见，“江陵端午祭”这个节庆形成时间远远晚于中国端午节，节庆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端午节，但问题是有了“端午”二字，就有点碰瓷的意义了。

　　当韩国观察到基于社区的项目会获得高分时，就强调了农乐项目的社区属性，并画出一个简单的流程，使之易于理解。

　　此外，还根据国际话语表述特征谨慎选术语，如之前东亚几国在申遗的过程中，经常使用“保存”，着重的是历史文化积淀的厚重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2012年1月，韩国首先调整申请优先顺序将“贞善阿里郎”提交为优先评审对象。

　　2012年6月，韩国调整了申请内容，提交了一份新的申请表，扩大了范围，将“贞善阿里郎”扩大为“全体国民阿里郎”。

　　这就导致了，韩国的危机感，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么全是我们的，要么不是我们做的就不是我们的，这种“二极管”思维，闹出了“银质梨花瓶”的笑话。

　　按理说，韩国有如此专业、严谨的评审制度，是不应该被裹挟的，只能用历史包袱太沉重、心态失衡来解释了。

　　中国申遗虽然起步比韩国晚，但民间的传承和保护意识却一直存在，加上有着体量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先，并不奇怪。

　　拿中国近几年在非遗项目的保护来说，除了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外，在具体的工作中，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如格萨尔王、蒙古族长调民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黎族传统纺织技艺都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也吸取了韩国“江陵端午祭”的经验教训，在申遗的过程中，注重文化源头和唯一性，在申报中，占据了话语权。

　　而且，加强了各地方、各支流的合作，以太极拳来说，有源于安徽的说法，有源于浙江的说法，并且有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和氏等门派。

　　通过大量的实践工作，学者还抽象地总结出了一套规律和指导方法，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让非遗传承“活”了下来，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帘。

　　还有众多的非遗工坊，将推广非遗与国家的扶贫、“共同富裕”大战略结合，体现了各地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成效。

　　在如今经济发展下的社会转型期，我们如此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之根必能绽放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