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晚7时左右，时任公安副部长的于桑，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快步走进中南海找到周恩来汇报工作，他见到周恩来后，用相对轻松的语气说道：

　　“总理，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也没多大事，就是体委副主任李达的儿子李迪民和朋友用猎枪打麻雀导致的。小年轻嘛，好玩……”

　　于桑还没说完，就被周总理带着怒气的话打断：“什么叫不小心?这里是城市中心，到处都是人群，怎么能在城市拿枪打鸟呢？今天流弹打中的是人民大会堂的玻璃，要是哪天打到人，你说怎么办？”

　　顿了顿，周恩来语气又提高了一度：“高干子弟的问题必须要重视，要严加管教，难道大家都忘记清朝那帮八旗子弟的事了吗？这可是历史教训。”

　　于桑被周总理训得不敢喘大气，一直到周总理转过头来对他说：“你接着说。”于桑才回过神来，开始认认真真地汇报这起案件的所有细节和经过。

　　1966年2月2日，下午两点多钟，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正在堂内打扫卫生，就在服务员计划，把大会堂北侧西头二楼半的双层玻璃窗擦拭一番的时候，发现这块玻璃竟然裂开了，而且上面还遗留了两个被打穿的洞。

　　人民大会堂被枪击可不是一件小事，服务员立马把事情上报。很快，公安副部长于桑带队先行赶到，他们立马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人民大会堂的玻璃是双层玻璃，技术人员勘察后发现，外层玻璃上有两个很明显的孔洞，孔洞的周围，向四周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蜘蛛网放射状裂纹。而里层的玻璃除了有一个孔洞之外，还有一个未被击穿的弹着点痕迹。

　　技术人员在玻璃的夹层底部发现一颗弹头，而另一颗弹头可能是服务员打扫卫生时无意间给扫掉，已经找不到了。

　　就在公安部的同志们聚在一起分析案情的时候，收到消息的周总理已经驱车赶到，他进来后脸色很难看，进门就用明显压抑了愤怒的声音厉声问道：“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没有？”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周总理一边问：“是什么情况”一边接过技术员手中的放大镜开始观察玻璃的孔洞，然后又看了技术人员递过来的弹头。之后一边听着“小口径枪弹……”的汇报，一边认真把窗外的环境巡视了一遍。

　　等到周总理听完汇报，他立马对现场的人严肃地无差别批评起来：“你们就是这么保卫的？那么麻痹大意?你们的警惕性在哪里？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连开枪，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都听不见呢？而且这玻璃什么时候被枪击的?你们竟然连一个人都不知道，一定要等到服务员打扫卫生时才被发现，甚至还把弹头那么重要的物证给扫掉，你们怎么能做到如此放松警惕呢？”

　　说到这里，周恩来扫了一眼在场的人，看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于是又用比较柔和的语气接着说道：“人民大会堂被枪击，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要知道这后面可是宴会厅啊，你们要考虑这里的政治敏感度，是不是敌人搞破坏，现在还说不清楚，事实真相还没调查清楚前，要合理地怀疑一切。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足够重视，要把这事当成大事来办理，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等闲视之。”

　　说罢周总理又看了看被枪击的玻璃，然后指着说：“一定要搞明白这子弹是从什么方向和什么位置打过来的，到底是什么枪打的，是小口径还是无声，要查清楚，还要查这两天从西长安街通过的所有汽车，看是不是汽车里打的，然后依此进行追查。”

　　说完，周总理转过头继续说：“必须要总参，总政，北京卫戍区的人过来，马上安排负责人过来看现场，然后你们几个部门开会一起研究，这件案子由公安部牵头，其他单位配合参与，确定各个任务，分头去办，最好在一两天内给我结果。”

　　在场的人都明确指示之后，周总理又叫来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严厉地对他们训斥道：“发现了问题不及时报案，不保护现场，还把重要的子弹头扫掉，发现不及时，思想麻痹！”

　　随后又说：“马上组织人民大会堂里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轮流上来看现场，给他们上上课，敲敲警钟!”

　　第四，技术部门巩固还原现场所有的证据链和反推数据，调查各辖区枪支车辆情况，并公布总部办公地点和联系电线点都必须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碰头会议。

　　而在办案人员经过了很多次的实地测试之后发现，想要坐在车上对人民大会堂的玻璃进行射击，而且能两枪打到相距不过几厘米的两个弹孔，还不被警卫发现的话，完全不可能。因此，开车射击的可能性被排除。

　　不过当办案人员进行走访调查时，一栋部队首长住的独栋小院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这个院子是开国上将，时任体委副主任李达将军的住所。

　　办案人员上前表明身份和来意后，守门的老师傅将办案人员请进来，让他们在传达室内等一下，他需要通报一声。

　　办案人员一进传达室后，就被挂在墙上的小口径猎枪吸引。也顾不得老师傅同意不同意，立马顺手把枪从墙上摘下来翻看。

　　见大家对这支猎枪感兴趣，老师傅就随口说道：“我也不经常玩，倒是这几天，首长那上高中的孩子经常叫来同学，一起在房顶上打打鸟什么的。”

　　办案人员发现，这个院子一共有前后两个套院，前院是专门停车的车库还有门房，后院就是住人的两层小楼。

　　而根据传达室内的老师傅所说，孩子们打鸟的话，一般都在前院车库屋顶上打。于是办案人员利索地攀上了屋顶观察。

　　在屋顶上，他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人民大会堂，而且目测发现，屋顶到人民大会堂北侧被枪击玻璃的距离在六百米左右，刚好在那把小口径猎枪的有效射程范围。

　　之后他们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立马让人把李达上将的儿子李迪民叫了过来，然后把枪和他带上了屋顶，让他演示下，这几天打鸟是用什么姿势，朝什么方位射击的。

　　而李迪民也很配合，他说：“前几天我同学来我家玩，他们看见有鸟，门卫室刚好有枪，于是我们就拿来打麻雀了。”

　　而根据李迪民的说法，加上当时他们打鸟的天气和风向的推测，办案人员顿时有了初步结论，李迪民打鸟时的子弹，确实有可能因为风势的原因射到人民大会堂的玻璃。

　　这时候办案人员心里已经有了底，只要验证子弹是不是从这把枪射出去的，弹头是不是和他们所使用的同一批，那这个案子就可以结案了。

　　为了证实真假，他们经过请示后拿走了墙上的枪和配套的几盒子弹，准备带回去交到技术部门进行技术鉴定。

　　对于这个报告，周总理要求必须把证据落实到位。当晚办案人员连夜把枪支弹药交到公安部三局刑事技术员进行科学检验。

　　为了进行科学对比，刑事技术员先把一发子弹上膛然后射击，之后对比子弹头上的子弹膛线痕迹是否相同，然后又在不同的距离对玻璃射击，再拿玻璃破坏程度和人民大会堂的玻璃破坏程度进行了对比。

　　经过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地紧张工作，1966年2月4日上午，办案人员终于拿到了对比结果：经过对比显示，这支猎枪射出的弹头样本和人民大会堂留在现场的弹头样本，两者的膛线条纹基本是一样的。

　　因此可以认定：人民大会堂遗留在现场的弹头，确实是从李达上将家的小口径猎枪射出的。在做打玻璃的射击试验时，也得到了和人民大会堂玻璃上打出相似的蜘蛛网状裂纹。

　　当技术人员刚打开技术鉴定书，念道：“孩子们打鸟是用的西班雅牌小口径猎枪……”时，周总理却自己伸手把鉴定书拿过去看了看。

　　然后，他指着鉴定书上写的小口径猎枪的牌号是“西班雅”三字说：“这应该是西班牙吧！翻译错了，不过翻译嘛，同音字就行，这字也可以嘛。”短短一句话就缓解了坐在他身边技术人员的压力，让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等到他看到“两个弹头膛线条纹对比结果相同，因此得出人民大会堂现场遗留弹头由这把小口径猎枪射出的”结论时，周总理停下来思考了大约一分钟，他又亲自拿过子弹，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起了放置在两个小盒子里，人民大会堂现场遗留弹头和对比样本打出的弹头。

　　很快，周总理就发现了不对，两枚子弹虽然有三条纹线是一致的，但剩下的三条纹线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察觉端倪的周总理顿时感到不悦，正要发问，技术员立马开口解释道：“这是因为子弹由不同的撞击力度导致的纹线差异。”

　　“你们看看能不能再搞一次相同的模拟试验出来。就用我们手里的这支小口径枪，然后安排人在相同的射击位置，用相同的射击高度射击距离和相似的条件，进行一次实弹射击试验。这样的实验按道理来讲也是可以打出这种纹路差异的。”

　　“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科学试验必须要十分严谨，要力求同现场同情况才能打出这种相近的情况，可子弹射击那天孩子属于乱射，这不是一枪两枪就能验证出来的，而且风向，风速也是问题……”

　　最后，因为这起事件的“枪手”都是只有十五、六岁年纪的高干子弟，谁也无法探知，到底是他们其中哪一个人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所以决定对他们不予追究，只是严肃地批评教育了一番，此事也通报到了肇事家属，让家长在家自行教育。

　　正是通过这件事，让周总理下定了治理枪支弹药的决心，特别是当周总理听到于桑说：“孩子是看到飞鸟临时起意玩枪”的时候，周总理的眉头不由得紧紧皱了起来，他很生气地对于桑说：“你作为公安部副部长，也不知道这些枪支你们是如何管理的，哪能让小孩子随手就拿枪？”

　　停顿了一下后，周总理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这不是一个孤例啊，我看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这样下去可不行，你们公安部门要赶紧做出应对措施来，尽快把对枪支弹药登记管理的办法和意见交上来给我！”

　　对于周总理的要求，于桑连忙点头答应，拟定要公安局三局去办理此事，但由于没有经验，对于枪支该如何管理，他们一直拿不定主意。问题又交到了周总理这里，周总理为此指示说：

　　“无论是小口径的，还是无声或者自卫的，只要是枪支都要管。不过一定要分开来管，军队的军队自己管，民兵的枪支就交由人民武装部去管，运动器材的就让体委去管，至于民间社会上的枪支，则必须由公安部门登记管理才行。你们可以先搞一个管理办法来试行看看，先发下去执行，不妥的地方再改，我必须要在十天左右见到这个管理办法，你们搞好直接交给我，我再以国务院名义颁发。”

　　有了周总理的支持，公安部很快就把管理办法拟写了出来，而在拿到枪支管理办法后，周总理就此事对相关部门做出了两点指示。

　　第一点：必须组织相关部门到人民大会堂的现场去参观，要用这种教育方式让各单位都切实提高自身警惕性，不能让漏洞出现在关乎安全的问题上；

　　第二点，要对所有枪支弹药进行一次深刻地检查和清理，之后要把这些枪支都登记造册然后上报。对于这起枪击事件的发生，所有人都应当作警世鸣钟。要把这样的坏事演变成一个警醒人的好事，要吸取教训，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示后，1966年2月9日下午3时，国管局召开国务院直属单位的会议，要求各部门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就周总理的指示进行传达，要求所属单位必须在1966年2月15日之前把国务院直属各单位的枪支全部登记，把登记情况上报到北京市公安局报备，同时还要抄报一份交国管局作为备份。

　　指示一发，国管局政治处一共收到了由一百五十三人上交过来的枪支共计一百四十一支，随同枪支一并交来的还有子弹一万九千多发。

　　对于此次枪支子弹的收缴运动，周总理十分满意，觉得这对于稳定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根本上断绝了类似“人民大会堂枪击案”这样的案件发生。

　　也是通过这一次历练，让公安部成功拟定了枪支弹药管理办法，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草案的起草，单位试行等等工作，为1996年10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枪支管理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