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在两伊战争中的克星，在100小时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中被美国领导的联盟令人信服地击败，在萨达姆侯赛因于1990年8月吞并小酋长国后将其驱逐出科威特。

　　在1991年2月战败后，曾被称为“世界第四大军队”的伊拉克军队是其昔日的影子，伊拉克的军事灭亡使伊朗成为中东地区最严重的反现状行为者。

　　除此以外，德黑兰培养了意识形态上的同情力量以及可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使伊朗能够在整个中东地区拥有更多力量和影响力。

　　允许伊朗的宣传及其令人发指的成就主张和批评伊朗构成的威胁而发出尖锐的警告，该国在生产更精确的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进展。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关于伊朗军事、重整军备、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以及其核武器野心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些针对伊朗的文献中，这些作者一方面夸大了伊朗的威胁，但是却没有试图解释它为何有威胁，并经常主张美国可以参与另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他们试图通过文化视角来解释伊朗的行为，这种视角认为伊朗人的行为方式是，因为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不变的习俗、信仰和规范。

　　还有就是一些针对伊朗的学术文学，无论是历史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在学术文献中，有一个军事历史学家的子类别，他们研究了伊朗从古至今的军事历史轨迹。

　　其中最着名的是斯蒂芬妮·克罗宁、威廉·弗莱尔、鲁迪·马修、卡维·法罗克、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和斯蒂芬·沃德。

　　政治学和战略研究中的另一个子类别侧重于当代伊朗安全主题，由于各种原因，学术文献通常对政策领域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

　　政策制定者对军事历史的教训或基于理论的政治科学分析不感兴趣，严谨、细致入微和善解人意的学术文献通常被认为是支持IRI，“幼稚”，过于学术化，没有政策价值，简而言之，它不支持关于伊朗“恶意”性质和行为的普遍说法。

　　作者认为：战争方式的概念涉及一个政治实体如何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这个概念出现在英国海军历史学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身上，而不是英国陆军上尉B.H. Liddell Hart，正如人们经常错误地假设的那样，尽管后者在他的《英国战争之道》中详细阐述了它。

　　随后，各国的战争方式有了大量成果，然而，军事历史学家从未在理论上发展过这个概念，也许是因为不愿意参与社会科学中实践的那种理论和概念形成。

　　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研究子领域接受了它，但经常将其与战略文化混为一谈，然而，战略文化与战争方式不是一回事。

　　战略文化涉及政治和军事精英如何思考威胁、部队结构、防御准备以及如何组织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助于确定一种战争方式。

　　在《论战争》中，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谈到了不同社会的战争方式：半野蛮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贸易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十九世纪的统治者和人民，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战争，使用不同的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标。

　　四十年前，英国历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写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在文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揭示了政体战争的方式：

　　战役和战斗不像国际象棋或足球比赛，根据严格定义的规则完全脱离环境进行，战争不是大事的战术演习。

　　正如马克思主义军事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它们是社会的冲突，只有当人们了解与之作斗争的社会的性质时，才能充分理解它们。

　　胜利和失败的根源往往必须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中寻找，这解释了为什么军队是这样组成的，以及为什么他们的领导人以他们的方式进行。

　　自“文明战争”诞生以来，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作战一直是一个谜，一个政治实体如何在战争中准备和战斗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地理是一个常数，国家无法更改位置，地理位置往往决定部队结构和防御准备，但位置对城邦、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影响不同。

　　战争方式还受到地缘政治、技术发展、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性质、战略文化以及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没有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它们都在战争方式的出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如果说从公元前500年到现在，伊朗一直有一种统一的战争方式，就像从希腊时代到现在有一种单一的西方战争方式一样，这是不合历史的，所有这些因素塑造了古代和现代伊朗战争方式的起源和轨迹。

　　伊朗人进入历史笼罩在神话中，在第一个伊朗帝国崛起的几个世纪前，当时生活在中亚，他们的家园阿维斯陀人，定居在伊朗。

　　除了他们是游牧民族之外，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这些人是牧师、战士和牧民，战士们在氏族酋长的指挥下动员起来，乘坐适合中亚平原的战车开战。

　　通过迁移到高原，这些印欧语系改变了历史进程，一群人定居在现代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省;他们被我们称为米底人。

　　在与东方侵略性的亚述帝国多次对抗之后，他们合并成一个国家，然后是一个迷你帝国，米底人创建了一支以骑兵为基础的军队，培育了骑马，这支部队比拥有各种专业分支的笨重的亚述军队更具机动性。

　　另一群印度—雅利安人搬进了后来被称为法尔斯或帕苏阿的地方，希腊人称他们为波斯人，他们称自己为伊朗人或雅利安人。

　　长期以来，他们生活在米底人的阴影下，但最终，在强大的战士居鲁士大帝的统治下，他们击败了米底人，并于公元前 550 年将他们纳入阿契美尼德帝国。

　　没有其他古代帝国，甚至罗马或者其他青大的国家，统治着如此生态和种族多样化的土地，它是第一个横跨几个次区域的世界帝国，在其权力的鼎盛时期，帝国几乎覆盖了整个中东，统治着7000万不同种族的人。

　　阿契美尼德部队的很大一部分是一支有“威望”的军队，旨在使大王合法化，并通过其庞大的规模威慑敌人，然而，我们必须小心避免夸大阿契美尼德军队的规模，这是希腊观察家容易犯的错误。

　　行使控制、调动资源和保卫帝国是阿契美尼德君主的主要关注点，正如着名的希腊指挥官色诺芬在《经济》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重视他们的军事职责，军队是这个庞大国家的支柱。

　　这个王朝也有软弱和放荡的君主，他们付出了失败、内部颠覆或被贵族推翻的代价，贵族构成了核心军队，为骑兵提供人力和资源，骑兵是帝国军队的主要分支。

　　反过来，骑兵的中心地位与贵族的统治地位有关，只有他们才能负担得起维持马厩的费用以及相关的昂贵装备，骑兵是机动的，可以快速覆盖广阔的土地，以应对来自任何方向的威胁。

　　骑兵还使君主制能够对抗快速移动的游牧战士的入侵，这些游牧战士经常威胁帝国边境的远端，特别是在其脆弱的北翼和南翼。

　　经过精心挑选，伊朗人创造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品种：马匹足够强壮，可以携带自己的盔甲，并允许受到严密保护的“骑士”的它们，步兵则是来自农民、附庸国和希腊雇佣军。

　　除了精锐和专业的希腊雇佣步兵外，阿契美尼德步兵大多是农民，装备简陋，训练有素，与贵族不同，农民不能提供自己的军事装备或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战争训练。

　　当面对强大但僵化全副武装的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时，阿契美尼德步兵由于装备差、缺乏装甲和训练不合格而失败。

　　双方都未能促进有效的联合兵种，其中骑兵，步兵和弓箭手无缝地协同工作，以达到比他们各部分之和更大的效果。

　　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公元前四世纪落入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其顿军队手中，由于他的父亲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发起的改革，马其顿军队在原来的希腊方阵上有了很大的改善。

　　亚历山大作为无与伦比的军事指挥官的天才，高效的联合兵种马其顿军事机器进行创造，以及阿契美尼德精英未能考虑其他措施来挫败入侵的马其顿人，构成了阿契美尼德帝国毁灭的主要因素。

　　指挥雇佣军步兵的希腊盟友建议伊朗司令部采取“焦土”战略，摧毁亚历山大行军道路上的一切，但伊朗贵族表示，他们不会考虑这种“不光彩”的措施。

　　国家就是在一场一场的战争当中建立起来的，胜者为王，谁的实力强劲谁就是最终的王，更何况是在统治阶级那一个“弱肉强食”更加严苛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