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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16日，红六军团发布命令，让旗下红18师师长龙云和红52团团长田海清，带领红52团800余人在朱家坝一带为军团断后。

　　在红六军团主要领导看来，红52团在湘鄂赣地区是出了名的骁勇善战，此次任务虽然艰巨但并非不可完成。

　　没想到，直到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团（原红二军团）顺利合流，也没有一个隶属于红52团的士兵顺利回归。

　　一个团莫名消失，如此大事自然受到红六军团长萧克的重视，但是派去寻找红52团的人总是无功而返。

　　当年，贵州省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红52团会离奇的集体失踪，渺无音讯？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这一切都要从红军长征开始说起。

　　1934年夏天，蒋介石屡次“剿共”工作徒劳无功，正暗自发狠，要调集国民党大部分军队一举歼灭红军。

　　此时，红军陷入“左倾错误”，大搞阵地战。士兵们每日疲于应付国民党数倍于我方的敌人以及他们拥有的先进武器，损伤极大。

　　在国民党的疯狂打压下，湘鄂赣地区的苏区已经逐步萎缩。国民党有意阻止红军向西发展，从西方召集部队打压红军，红六军处在逐渐被国民党包围的危险境地，前景不容乐观。

　　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固守湘鄂地区不如选择突围，在离开敌军包围圈后向西北进发，与红三军团汇合。

　　就这样，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接到中央命令，由任弼时任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为转移做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与梳理后，红六军团领导人集体决定，先向南面突围，而后向西南进发，尽可能绕开敌军主力部队。

　　这样的行径路线一方面避开地势险峻的高山，便于部队行动，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接触战，减少部队人员损失，比中央指示的路线更为稳妥。

　　就这样，8月7日下午3点，在独立4团的引导下，红六军团全团9000多人向西进发，踏上同红三军团合流的征途。

　　正如红六军团领导人预料的那样，南面是湘粤敌人接轨的地方，武装部队多为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防守薄弱，间隙较大便于行动。

　　与此同时，红六军团突然的行动也引来湘桂两省军阀的注意。湖南军阀何健和广西军阀不约而同开始调集兵力对红六军团进行追击。

　　在敌军的不断追击下，红六军团在湘桂两省迂回转移。机动灵活的作战让他们的主力部队得以保全。红18师因为战斗力十分强劲，一直担任部队后卫，给部队断后。

　　在不断转移，向西进军的过程中，红六军团在10月初进入了贵州瓮安猴场地区。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新的指令，要求红六军团向江口方向移动，不可再往西行军。

　　这个指令让红六军团的领导们感到焦虑，长期行军让红六军团的将士们身心俱疲，本来再向西踏过乌江，红六军团就摆脱了桂军追击，可以休息一下。

　　军令大如山，萧克等人纠结良久，还是命红六军团大部队于10月6日向石阡县进发。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中央军委以及红六军团领导的想像。

　　10月7日，红六军团到达石阡县的甘溪，与敌方进行了一场遭遇战，吃了一个闷亏。红六军团被迫向西移动，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旋行动。

　　红六军团对贵州的地形、敌情和社会情况等都不够熟悉，还陷入敌军24个团的包围中，部队被截为四段，减员十分严重，每天都在悬崖峭壁的小路上攀行。

　　更过分的是，贵州当地的农民都被国民党提前洗脑，认为红军都是“共匪”，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狂魔，并拒绝给红军提供任何帮助。

　　得不到补给，士兵们只能饿着肚子不断前行。由于地势复杂，战斗经验更为丰富的红18师转到部队前方开拓道路。

　　时间来到10月15日，作为先锋的红18师行军至板桥附近，遇到湘军堵截，红六军团又一次陷入前有湘军、后有黔军的腹背受敌的境地。

　　面对绝境，军团领导萧克提出，部队要坚决向东进发，突破湘桂黔三军的围追堵截，以争取战斗的主动权。

　　10月16日，红六军团领导之一王震带队开路，重新向甘溪地区迁移，萧克与主力部队随后跟上，而最为擅长坚守的红18师则留守在板桥为大部队断后，完成断后任务后再跟上主力部队。

　　在两个月的战斗中，红18师一直承担着最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在后有追兵时断后，在前路不明时探路。

　　到如今，红18师已经只剩红52团800余人。士兵们精神高度紧张休息不好，甚至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红52团的战士们面对强敌一点不虚，一枪一个国民党，愣是将桂黔两军派出的部队拖住，给主力部队迁移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等到红52团在朱家坝一带完成断后任务，正要向南追赶大部队时，龙云和田海清却发现敌人紧随其后，愣是追着红52团跑，怎么甩也甩不掉。

　　为了不让主力部队暴露行踪，龙云和田海清决定不再追赶主力部队，而是带着剩余士兵们诱敌以西，走大路从十二山梁子一路来到川岩坝，再向北走到石阡县的困牛山下。

　　可红52团身后有桂军追兵，还有闻声赶到的石阡县当地民兵团。前方困牛山则有黔军堵着，红52团可谓四面楚歌，孤立无援。

　　绝境之下，为了不让整个团都全军覆没，团长田海清当即提出兵分两路，师长龙云带两百人撤出战斗，他则带领两百人于困牛山拖住敌人。

　　田海清带着剩余200名部下拖延时间，却不敌敌军人数，逐渐被逼到困牛山顶部。即使这样，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们仍打得国民党士兵头皮发麻，不敢向前。

　　国民党的将领一看红52团以死相拼的架势，觉得十分棘手，心念一转，决定利用红军纪律良好这一点逼迫这些人投降。

　　国民党部队很快抓来一些住在困牛山附近的百姓，让他们站在士兵前方充当人形盾牌向前推进，缩短和红52团间的距离。

　　另一边的红52团的红军们看到这些穿着布衣的百姓们则犹豫起来。心有犹豫则端枪不稳，不少士兵朝天打了很多枪。

　　混在百姓中的国民党趁着红军犹豫的间隙，大喊一声让百姓扑倒在地，而后开枪打击红军，这一下让红52团损失惨重，剩余100多人被逼到悬崖边。

　　前面是怎么都不能伤害的百姓，后边则是万丈深渊，只听这些20出头的年轻士兵中有人大喊一声：“跳！”

　　其实，也不是所有跳崖的小战士们都牺牲了。陈世荣身量小，再加上饿了好多天，跳崖时没办法跳的很远，于是被悬崖上的树枝藤蔓救了一命。

　　在国民党离开战场后，感慨红军是好人的百姓们自发上山为红军收拾尸体，意外发现挂在悬崖上的陈世荣，就将他救了起来。

　　被救的他十分感念老乡的照顾，又失去了战斗能力，就没有想要归队，而是改名为陈世荣，留在当地为老乡养老送终。

　　另一边，龙云师长带着200名士兵撤离困牛山。他们顺着营盘脑的小路下到沟底，再爬上对面的蒙人弯，翻过老君山，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战争年代，成为战俘是比战死更为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国民党想靠着这些俘虏获取红军行军路线，作为领导的龙云就成为刑讯逼供的对象。

　　一师之长，那知道的消息就多了去。国民党对龙云瞬间重视起来，威逼利诱统统用了一遍，但龙云不为金钱诱惑，也不怕刑讯逼供。

　　在战争年代，通信情况并不好，再加上困牛山一带地处偏僻，很少有人踏足，红52团士兵们的动向就没有传出去。

　　建国后我国研究党史、军史的专家们当然也注意到红52团离奇失踪的事情，也在贵州境内走访调查，但石阡县目睹此战役的村民们想起那惨烈的一幕都感到痛彻心扉，始终不愿多言，使得调查毫无进展。

　　直到2001年，石阡县党史研究的负责人来到困牛山，看到悬崖上奇怪的被烧黑的痕迹，于是找到当地村民询问情况。

　　负责人在走访中得知，老乡们每年会上山祭拜牺牲在这里的红军，这才将尘封67年之久的红52团的往事揭开。

　　红52团用他们的举动感动了石阡县的人民，让他们知晓了红军、共产党的优秀品质。他们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播。

　　他们永远的葬身于这困牛山之中，但他们的精神却以另一种方式在困牛山广为传播，滋养着石阡县周围的土地。

　　而从小听这些故事长大的石阡县的孩子们，在长大后从军的从军，入党的入党，变成了有利于社会的人才。

　　这大概就是红军事迹理应传递下去的原因：为中华民族牺牲的战士们理应被人民铭记，而他们高尚的灵魂与品格将影响接下来的每一代人。

　　参考资料：长征惨烈的困牛山战斗：百余红军战士集体跳崖[OL].环球网，2017-04-14困牛山：百余红军英勇跳崖气壮山河[OL].铜仁市政府,2020-10-30萧克.开路先锋 红6军团的先遣西征[J].军事历史,2006(0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