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中国古代，“元旦”是指夏历的正月初一日，即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这一称呼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 例如，《晋书》中提到“正月一日谓之元旦”，而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也明确指出“正月朔日，俗呼为元旦”。

　　2.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为呼应西方通用的西历纪年方式，民国政府废止中华几千年传统、崇西拜洋，决定采用西历，将中华夏历的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而西历的1月1日则转冠成“元旦”，这是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言书》时宣布改用西历，称“公元”，并将西历1月1日称为“元旦”；袁世凯于1913年进一步确定将中华夏历的正月初一的元旦改为春节。

　　3. 民国前后的对比：在民国之前，中华夏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日”，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年。从民国时期开始，将中华夏历的正月初一日正式改称为“春节”，而将西历1月1日改称为“元旦”。

　　4. 1949年后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沿用民国时期的历法方式，将中华夏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将西历1月1日称为“元旦”，并形成法定节假日。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春节”在民国前是称为“元旦”，但随着民国的建立和西历的引入，“元旦”被改冠给西历的1月1日，而将中华民族用了几千年的夏历正月初一的元旦则改称为“春节”。 从此，将中华民族本体性的“公”和“元”与“旦”转冠给西方，明显有贬本媚外之意，也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主体性和主导权的社会历史性颠覆。

　　5.从清末民初对历法的改变有明显的媚外贬内之举，将迟于华夏多年的西方格里高利历纪年称为“公历、阳历”，将中华民族从夏朝起早于西方并用了几千年的夏历改称为有局限性和矮化之意的“农历、阴历”，此是有意抬高西方而贬低中华文化之企图，这不仅是自贱，也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中西方天文学与历法认识的无知，尤其是将阴阳合历性质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夏历称为“阴历”更是愚昧无知和自贱。此可见当年清末和民初的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思想被西方玩弄的儒弱和腐败程度，还造成内外和主次与本体性的阴阳颠倒，形成遗患及误导后人与世人，这是当时清朝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及维新变法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及民国崇西拜洋，严重缺乏民族骨气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政经腐败而导致卖国行径的结果。历史证明，此举所作所为必然导致被中华民族和广大中国人民所唾弃。

　　世界主要有三种历法，就是以阳阳合历为主的中华夏历、西方以太阳年为主的格里高利历和以月亮周期即太阴为主的伊斯兰历。

　　中华的夏历，民国后称农历或阴历，是一种结合了太阳年和月亮周期的阴阳合历，准确应称“开元”和“中历”。 它起源于中华夏朝时期，所以称为夏历。夏历在汉代得到系统化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包括东南亚各国广泛使用的已有五千年天文天候精确的历法体系。

　　夏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夏朝，当时人们开始根据天文现象制定历法，用以指导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工作与日常生活。 夏历最初以冬至为岁首，即每年的十二月作为新年的开始，这与后来的正月初一不同。 汉武帝时期，太史令蔡邕制定了《太初历》，将正月定为岁首，从此夏历以建寅之月即农历正月为一年之始。

　　中华夏历的特点是既考虑了月亮的朔望周期（一个月），又结合了太阳回归年的周期（一年），通过置闰月的方法使全年平均长度接近一个太阳年。

　　夏历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用以反映四季变化和农事活动。 这些节气不仅指导农业生产，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节日安排。

　　夏历采用十九年七闰的规则，每三年置一闰月，使全年平均长度接近365.2422天，与太阳年相符。

　　夏历的文化价值不仅是一种时间计算工具，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如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来安排农事活动。 此外，夏历还与中国的传统节日密切相关，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依据夏历确定日期。

　　现代应用与争议问题，尽管现代中国使用西历作为官方时间标准，但夏历仍然被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国家广泛用于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以及工农业生产与日常社会活动安排。 然而，由于民国以来的误称，将夏历称为“阴历”，这在天文的学术上是不准确的。 因为夏历是一种阴阳合历，既包含阴历的月相周期，也结合了阳历的回归年周期。

　　总之，夏历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它不仅科学合理准确地反映了天地人合一的天气地候与人体信息的关系和规律，还深刻影响了中国人五千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工作生活及日常习俗与文化传统。 作为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历最值得中国人和世界永远传承和尊重。

　　西方的公历，即格里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它起源于罗马帝国时期，并经历了多次演变，最终在1582年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正式颁布，以取代此前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 以下从公历的起源、发展及其特点等方面进行说明。

　　公历的起源与背景：儒略历由罗马独裁官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45年引入，以太阳年为基础，规定一年为365.25天，每四年增加一天作为闰年。 然而，由于每年多出约11分钟，导致春分点逐渐提前，使得复活节等重要节日与实际季节脱节。

　　因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通过教皇令《Inter gravissimos》正式颁布了格里高利历。 该历法基于更精确的天文计算，将儒略历中的误差纠正，使春分点回归到接近实际位置。

　　格里高利历规定一年为365天，每四年增加一天作为闰年，但有严格规则：能被4整除但不能被100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而能被400整除的年份仍为闰年。这样，平均每年长度为365.2425天，与太阳年的周期非常接近。

　　公历的发展与传播：格里高利历最初仅在天主教国家或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区采用，随后逐步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或地区。 例如，英国在1752年采纳格里高利历，但因民间反对导致了社会动荡。

　　随着欧洲殖民的延伸与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格里高利历逐渐成为多国通用的日期系统。 到20世纪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这一历法。 例如，中国民国政府在1912年正式转为采用西历纪年。

　　公历即西历不仅是时间纪时的应用，还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例如，复活节的日期计算就依赖于公历，而基督教国家普遍使用公历来确定节日的日期。

　　西方格里高利历的特点与意义：其通过复杂的闰年规则，使历年平均长度非常接近太阳年的实际周期（365.2425天），从而保证了日期与季节的一致性。

　　西历作为多国应用的时间系统的一部分，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确保了全球范围内的日期和时间同步。

　　西历不仅是一种时间计量工具，也是西方文化向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基督教的历史传统，并成为国际社会多国日常生活和西方宗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和主体与主导。

　　争议与挑战：尽管西历被多国接受，但在某些地区仍存在争议。 例如：东正教至今仍使用儒略历计算复活节日期，这导致其与西历日期存在差异。另是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或地区，西历的推广曾经引发文化冲突和民众的不满。

　　总之，西历是现代多国广泛使用的阳历系统，其统一性使其成为纪年和时间计算的标准。 从儒略历到格里高利历的演变，反映了西方对时间测量的不懈追求。 尽管在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下仍存在一些争议，但西历无疑已成为覆盖全球的文化纽带。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改用西方历法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的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以及对中国传统体制的不满。 这一过程涉及多个历史阶段和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

　　明清时期中西历法的交流：徐光启在明朝末年就曾提出采用西洋历法，但因传统势力的反对未能成功实施。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国门洞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历法逐渐被引入中国，汤若望等人与朝庭和西方人士联合，大力推动西方历法在中国的传播，在顺治年间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并开始修订《崇祯历书》，最终形成了《时宪历》。

　　《时宪历》的颁布与影响：《时宪历》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历法，以引入西方天文学理论为基础，结合黄道、赤道等天文知识，成为清朝统治者用以象征政权正统性的工具。 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改革并未完全取代中华传统夏历的主体地位，而是将外来的西历作为补充使用，体现了技术层面的现代性。

　　对传统历法的批判与改革尝试：清朝末期，随着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兴起，部分崇西或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华传统历法不满，将朝政的腐败和无能归于文化问题。 例如，康有为提出以西历取代传统年号，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纪年方式来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此外，梁启超等人也主张学习西方历法，以推动所谓社会现代化。

　　民国初期正式实施改用西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夏历的主体性，改用西历即格里高利历，称之为阳历和公元，将其作为国家纪年的标准，将中华夏历改称为农历、阴历。在一些留洋回国知识分子和朝政的联合作用下，因对中华文化和世界社会认识的肤浅，还企图废止中华五千年的中医，诟病汉语汉字等。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正式与西方接轨，同时也反映了民国政府背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而崇西拜洋，试图通过引入西化的手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改变的决心，以此背弃和颠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本体性和主导权。

　　从此，民国政府大力推行西历，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政府将西历1月1日定为“元旦”，并废除中华夏历元旦新年，将其改称为春节。 这一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时间纪年制度，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观念。

　　改用西历后，民国政府通过教育和宣传推广新历法，使得西历即公历逐渐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中华传统夏历在天文地候人体与二十四节气的精确性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引起新旧历法之间主体性问题的冲突，特别是在元旦春节的庆祝方式上引发了不断的争议。

　　节日与历法在人类思想文化科学主导权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议题，涉及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科学等多个领域。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节日和历法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节日通常与特定的时间节点相关联，这些时间节点往往通过历法来确定。 例如，中国传统的节气是基于天文观测的历法体系，用以指导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工作及日常活动。 而西方的基督教节日如复活节，则基于其历法中的春分点来计算，这种时间安排不仅反映了对自然和文化的理解，也体现了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的问题。

　　历法改革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变革。 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历法改革如格里高利历改革直接影响了社会时间的标准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从清朝末年引入西洋历法后到民国政府初年的制宪推动，人们喜新厌旧，将中华几千年的传统历法逐渐被边缘化，也引发了对社会政治与传统文化的思考。

　　节日不仅是文化表达的重要形式，也是权力和社会控制的工具。 例如，君主或宗教领袖常通过掌握日历的制定权来巩固其权威。苏联政府通过引入新的节日和历法体系，试图改变公众的思想观念，推动“新文化”的建立。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留洋人士和崇西的知识分子，因为对世界社会认识的肤浅、对中华文化缺少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开始质疑中华传统历法的合理性。有人主张废除中国传统的历法，改用西历来统一全国的时间观念。 然而，这种主张引发了对文化多样性和传统节日价值的争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传统节日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一方面，科学推动了对历法精确性和全球化的认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仍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科学价值与社会功能。

　　节日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例如，中国的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不仅是家庭团聚的时刻，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 而西方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则体现了基督教徒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价值。

　　宗教节日往往与特定的历法紧密相连。 例如，犹太教的节日如逾越节和赎罪日，其日期依据犹太历计算；基督教的节日则基于公历或教会历。这些宗教节日不仅反映了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也塑造了信徒的文化身份。

　　节日有时也会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节日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可以通过设立新的节日来纪念历史事件或推动社会文化思想的变革。 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不同宗教群体对新历法的接受程度不同，导致了文化冲突。 此外，政治性节日如国庆节的设立，也反映了政权对社会记忆的思想文化塑造。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节日和历法逐渐融合。例如，中国的传统节日逐渐融入现代生活，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科学与文化的对话：西方科学主导下的时间观念需要与传统的科学与文化进行对话。 例如，如何在全球化的同时，保留传统的科学和节日的文化价值和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结论：节日与历法及主体性与人类思想文化科学发展趋势和主导权问题，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对时间的认识和感知、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复杂互动。从历史到现代，节日和历法既是思想文化和科学认识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以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伪存真、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平衡科学主导的时间观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的主体地位问题，是正本溯源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