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独秀，大家应该不陌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在五四运动的发掘中，每一个阶段，他都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角色，遗憾的是，因为性格使然和思想局限，这个领导角色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37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提前释放，这是他被捕后的第5年，时至中国全面抗日，有机会重新回党工作的陈独秀，出狱后却拒绝了回党工作的条件，最后把自己的余生放在了一个不属于他家乡的地方。

　　不禁有人发问，陈独秀是怎么被逮捕的，出狱后涉及到哪几个条件让他拒绝回党？晚年的陈独秀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带着这些问题，下面给大家慢慢揭晓。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横行，民族危机，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陈独秀奋笔疾书，经常撰文痛斥蒋介石的奴性，这招来了蒋介石的怨恨。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虽然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在政治上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但心胸狭隘的老蒋还是给他安了一个“危害民国罪”的罪名，判了15年。

　　1937年，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空前高涨，在各界团体和周恩来等领导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释放一些所谓国民政府眼中的“政治犯”，这其中就有陈独秀。

　　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后，蒋介石为了拉拢这位曾经的中共领袖，表示可以提供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一职，陈独秀冷笑道：“我的孩子都是被国民党的刽子手所枪杀的，让我为万恶的国民政府工作，痴心妄想！”

　　遭到陈独秀的严词拒绝后，国民政府又表示可以出巨资让他另立党派，这一主张再次遭到了陈独秀的痛斥！

　　出狱后，陈独秀继续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了很多关于抗日形势的文章，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对于时下个人的走向，他一度陷入了焦虑。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陈独秀认为延安适合他，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表示自己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收到他的来信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但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延安党中央关于陈独秀回党重新工作的事情进行了讨论。

　　尽管毛泽东曾批评过陈独秀的思想，但是每当毛泽东回忆起早年的革命经历时，第一个想的就是陈独秀，因为毛泽东觉得：“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比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肯定了陈独秀早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并且，他赞扬陈独秀的文章写得很好，可以作为模范。

　　不过肯定他历史功绩的同时，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是需要批评的，尽管陈独秀此时已经和托派有分歧了，但是他之前的激进观点仍是当时复杂的问题。

　　最后，组织经过了严密的讨论，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陈独秀提出了三个条件，目的是让他避免再犯以前大革命时的错误，这三个条件是：

　　后两条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自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一直从事着爱国运动，并付出了行动，但第一条对于陈独秀来说有些难，他没有接受第一条，这和他的性格有着紧密的联系。

　　陈独秀身边人和周围好友都认为陈仲甫桀骜不驯，倔强又暴躁，执拗而坦率，这种个性能让他受益，也使他受害。

　　再加上文人骨子里的那股傲气，所以他对于公开承认错误是不乐意的，而且，在那个时代，他偏执地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也是他一时不写检讨的原因之一。

　　性格决定人生，选择决定命运，陈独秀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再加上党内外一些反动势力开始层出不穷的对其诬陷，这些复杂的因素让陈独秀最终放弃了回党工作。

　　1938年，带着各种复杂情绪的陈独秀和妻子乘坐一座小客轮来到了四川江津，选择这个地方，一则有几个好友也在这里，二来，他认为这个地方比较比较僻静，即没有南京，上海那种大城市的喧闹，也没有大城市的高昂消费。

　　在这里，他可以精打细算地继续从事爱国工作，江津这片土地就这样成了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归属，然此时的他已经年近6旬了，在经历了几个小时颠簸后，疲惫不堪的陈独秀被妻子小心搀扶着下了船。

　　下了船后，住处是陈独秀要考虑的第一个因素，尽管好友曾邀请过他去家里居住，但自尊心极强的陈独秀希望还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生活，毕竟也有自己的妻子。

　　陈独秀辗转反侧后来到了一个简陋，肮脏的小客栈，两人暂时租住在这里。过了几天，在同乡朋友的介绍下，他们夫妇换了一个条件稍微好的房子，一家公馆里。

　　忆峥嵘，看往昔，安顿下来后，陈独秀明白时局已经完全变了。他常回忆起之前的岁月，每想到自己的两个儿子时，他总会趴在两个儿子的照片前：“延年，乔年啊，你们走得早啊，父亲有愧于你们。”

　　是啊，或许是命运吧，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最大的惨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的两个儿子在牺牲前，陈独秀没有能力去挽救，牺牲时，作为一个父亲，也不能去送最后一程，想起这些，陈独秀肝肠寸断，泪流两行。

　　晚年的抑郁寡欢使他的身体也变得十分虚弱，但是他不能放下笔杆子，因为除了要写文章挣稿费外，写作也是他唯一排除寂寞的方式，这相比他在监狱，处境是好多了。

　　江津的盛夏非常炎热，刚开始住的时候，气候就让他吃受不住，陈独秀穿着烂洞的背心坐在书桌前写作，总是汗流浃背，衣服湿漉漉的，只写一会，就开始大口的喘气，再加上夏夜江津的蚊子乱咬，陈独秀大多夜晚几乎都睡不着觉，而他要慢慢地坚持创作，因为只有笔墨不辍，才会有更多的收入。

　　得知父亲陈独秀出狱后去往了江津，后来，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带着家人也来到了江津，看到多年不见的儿子，执拗刚烈的陈独秀第一次在儿子面前流下了眼泪。

　　对于三儿子来说，陈独秀愧疚更大，在陈松年童年的时候，他就离开家去闹革命了，陈独秀怎么也想不到，后来再见到儿子是在南京的监狱里，儿子看到父亲被捕，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禁不住哭了起来，强掩悲痛的陈独秀对儿子说：“大丈夫，不要哭，要学会坚强！”

　　再到后来，家族接二连三的灾难接踵而至，他的两个哥哥延年，乔年惨遭国民党杀害，他的姐姐因为乔年，延年的死，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后也随着他们去了，当陈松年回到老家时，发现家里的财物也被日军洗劫一空了，陈独秀家族的命运真的是极为悲惨。

　　不过当儿子陈松年一家住进郭家公馆后，陈独秀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一家子其乐融融，过了一段短暂的惬意生活。

　　在陈独秀幼年的时候，养母对他十分疼爱，因此陈独秀对养母的感情很深，陈独秀在狱中也经常会想起养母谢氏，出狱后，陈独秀本打算好好侍奉养母以尽孝心，没想到刚给母亲端茶倒水几月余，谢氏就撒手人寰了。

　　养母的死对于晚年陈独秀而言又是一次沉重打击，母亲去世那天，陈独秀俯身跪在停尸板一端，双手抱着母亲的头，哀嚎了几个小时，这是他痛痛快快地第一次放声大哭，哭声中有对养母的愧疚，不舍，也有自己革命生涯的坎坷和磨难以及眼下境况的凄惨。

　　养母谢氏死后，儿子陈松年一家也因为工作有所调动，不能再和父亲住在一起了，这样以来，陈独秀又恢复了和妻子相依为命的生活。

　　儿子陈松年一家走后不久，因原来的屋子不能再住，他便通过江津朋友的一些关系将家搬到了离城30公里的乡村鹤山坪。

　　人到了晚年，都渴望安定，频繁地搬家，除了折腾劳累以外，陈独秀从中获得的只有凄凉感，这种情绪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上此时的中国，也处在动荡中，此情此景，让他一度陷入了伤感之中。

　　后来陈独秀搬到了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这个宅院比较老旧，面积也不大，一共有两间房，一间被陈独秀选为了书房，一间被当做了卧室。

　　两间房子室内用具非常破败，也没有任何防潮设施，下雨的时候，房顶都有漏水，但是周围环境僻静，空气也比较好，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偏僻了，交通不便，离县城较远，往返一趟至少需要6小时。

　　当时陈独秀有一定的名声，很多路过江津县城想顺道拜访陈独秀的学生、朋友，因为地方僻远都只能望而却步，不过陈独秀认为，清静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可以安心创作，然住到这儿后，因为交通和消息的闭塞，看报纸成了一种奢侈，这让他尝到了“与世隔绝”的滋味。

　　但他心系民族抗日，忘不了国家时事，于是他经常托好友邓仲纯每隔三五日或一周给他带上《江津日报》和重庆方面的报纸，那段日子里，好友邓仲纯成了陈独秀和外界联系的桥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考验需要陈独秀面对：“那就是此时的他身体不是很好，需要抓药吃，”但长期的辗转生活让他的经济十分拮据，并且经常性断粮。

　　当时陈独秀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稿费，稿费断了之后，他只能卖掉自己的书法作品，另外，儿子陈松年和他的朋友都曾补贴过他，像章士钊、蔡元培、胡适等都曾对其有过资助。

　　然而，那个年月，物价暴涨，大米一天涨价三次，靠别人偶尔才有的资助，来维系一家的生活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的邻居郭碧新曾在谈到陈独秀时说：“其实我们都知道，陈先生是肚满外面光，穷得造孽。”

　　不久后，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的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朱蕴山的陪同下也去看望了他，陈独秀一看到周恩来和朱蕴山非常感动，也很感激。

　　“李大钊牺牲了，我的儿子也死了，……除你和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熟悉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思想跟不上，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曾经风光无限且才华横溢的陈独秀，导致如今的窘迫境况，不得不说，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是他固执的结果。

　　有一次，几个盗贼得知了陈独秀的大才，觉得他家里肯定有文学珍宝，于是趁陈独秀睡觉之时，偷走了他的文字印章和尚未出版的手稿，陈独秀得知后，每天都捶胸顿足，他说：

　　无奈，在没有米下锅时，潘兰珍想拿着放置家里的2万块钱用来解决困境，却再次被陈独秀严词拒绝了。

　　原来这笔钱是正是他的专着《小学识字教本》一书的预付稿酬，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觉得这本书确实不错，同意出版刊登，就给了他稿费，但是后来，陈立夫又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小学”二字太低级，可改为“中国”。

　　可陈独秀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表示这是他的原着，不能改一个字，这本书的出版就这样一直耽搁下去，可以看出，陈独秀的执拗可谓是体现在方方面面，大家都认为他只要肯低头，就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之后，他为了节约开支，和妻子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了，有一次，陈独秀好友、同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的陈独秀因为饿得胃痛在床上打滚，此情此景令朱蕴山黯然神伤，如不是亲眼相见，谁能相信陈独秀竟然没有饭吃！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用蚕豆花泡了一杯茶水，半小时后，突然一阵腹痛，妻子赶紧请来了老中医，医生发现那朵蚕豆花是发了霉的，泡茶后，里面溢出了毒素，这是食物中毒，陈独秀看见残留的蚕豆花舍不得浪费，就泡茶喝了下去，后来，医生开了几幅药，身体才渐渐有了好转。

　　送到老友后，晚上陈独秀又感觉腹里翻江倒海，无法坐立，由于痛疼难忍，这个夜晚陈独秀没有睡觉，又过了几天，疼痛仍然没有好转，陈独秀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他含泪给妻子做了最后的交待：“今后一切自立，自主......”

　　1942年5月27日，江津石墙院内响起了一阵潘兰珍悲痛的哭喊声，曾经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猝然长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