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军52团在战斗之后下落不明，消失在了浩瀚的时间长河之中。中央三次组织调查，此事都没有结果。

　　在这样的战略转移之中，担任后卫的部队意味着和主力可能越来越远，意味着更多的伤亡，也意味着更多的牺牲。

　　1934年7月23日，上级命令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与贺龙的红三军取得联系，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突围。

　　到了34年9月，红六军团经过连番苦战，伤亡也是非常大。当时红六军团的决策层从大局出发，为了减轻中央红军一侧的压力，红六军团决定故意放慢速度，吸引更多的敌人注意力。

　　老蒋此时也不是傻子，也看出了红六军团是要北上和贺龙部会合，于是在红六军团的路上布下重兵。红六军团根据战场情况，及时调整了原定的计划，西进到达靖县的新厂附近。

　　敌人在军事上调集了4万多人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还在贵州对红军进行造谣诬蔑。不少群众因为对红军不了解，盲目相信了敌人的宣传，拖儿带女地躲了起来。敌人还大搞坚壁清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红六军团得不到有效的补给，从而通过非战争的手段来削弱红军的战斗力。

　　红六军团一路苦战，来到瓮安县境内。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份上级转来的情报“桂敌已经南开，红三军已占领印江”

　　真实的情况是桂军非但没有南撤，反而和湖南贵州两首军队以在甘溪为中心的镇远、石阡一带张开一张大网，布下重兵，等着红六军团。

　　在当时红六军团战士的眼中，小小的甘溪祥和平静，让一路疲惫的红军战士们有了些许的放松。红六军团的战士们也放搜了警惕，炊事员开始埋锅造饭，其他战士们也准备找地方休息。

　　虽然先头部队红51团一营营长周仁杰提前发现了敌情，但是时间太短了，红六军团来不及做出有效的反应。

　　此时红六军团的指挥部还没到甘溪，无法及时全面地掌握敌情。在突然而至的凶猛攻击之下，红六军团被迫陷入了各自为战的不利局面。

　　战斗打了一阵，红六军团的决策层已经清楚地明白，在这样打下去只能是全军覆没。为此他们决定向东南方向突围。同时决定18师师长龙云率领第52团（加部分师直属部队）担任后卫狙击敌人。

　　红52团虽然是红六军团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作风强硬，敢打硬仗。红六军团西征以来，他们总是出现在最困难的地方。但是此时红52团虽实际上却只有800多人，加上师直属部队勉强凑到千人。

　　困难很大，红52团的战士们但是没有抱怨，也没有放弃。他们硬是把自己变成了一把把尖刀，变成了一堵堵血肉城墙，死死地挡住了敌人。

　　龙云带着52团去追赶主力，此时52团的突围之路已经被敌人关上了，而且52团还有不少伤病员还落在后面。

　　龙云师长面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可以不管伤员，带着部队全力一搏，或许可以杀出重围；但是他不忍心丢下受伤的袍泽，他决定等伤员赶上来。

　　52团好不容易突破了当前的敌人，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又进入了另一个包围圈。他们被逼到了更加绝险的困牛山。

　　52团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战士们恳求龙云带上人突围，给52团留下一点种子，不要全团都死在这片大山里。

　　龙云不得不带着200多名精干战士沿着河谷尝试突围，生死诀别之际，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说了什么，或许只有一句“来生再见”

　　而龙云那边虽然突出重围。但是在后续的战斗中，龙云伤重被俘，余部大部分牺牲。敌人对龙云多次劝降，都被他严词拒绝。1936年，龙云在国民党武汉“反省院”因受折磨而牺牲，年仅32岁。

　　而红六军团没有等到52团追上来，时局紧迫，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红六军团去等待。不得已，红六军团的战士们带着对战友们的牵挂重新踏上了征程。

　　直到2001年底，在石阡县党史部门工作的杨又铸偶然之间看到红六军团的战史，红52团的下落引起了他的兴趣。

　　杨又铸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访调查。他走遍了困牛山的每个角落，先后到省档案馆、省博物馆，以及周边城市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调查了一切可能知情的人，走访失散红军的后代、目击者、知情人795人，形成访谈材料123份8万1千多字，撰写手稿上百万字，弄清了红军跳崖时间、地点、原因、大概人数等等

　　70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没有52团的指战员们顽强的战斗，拖住敌人重兵，那么红六军团主力很可能将会遭受到更大的损失，他们很可能无法突出重围，更无法保存3000多人和红三军会师。

　　52团的老上级萧克将军题写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使得52团的战士们有了归宿，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一伟大的壮举。